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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生活在国外革命和动荡的时期,但在英国生活的时期相对稳定。因此,他能够比较和对比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试图改变这些制度的革命,他的结论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与任何政治理论一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重要的是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它,因为实际的理论和对理论的普遍理解往往是两码事!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埃德蒙·伯克,他被称为“科学之父”保守主义".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30-1797)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父亲是新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他们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传给了伯克,并把他送到了一所私立贵格会学校。由于他的混合宗教教育,伯克后来成为了宗教宽容的强烈倡导者,并于1757年娶了一位名叫简·玛丽·纽金特的天主教妇女。
15岁时,伯克被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录取,在那里他接受了古典教育,学习了荷马、爱比克提图和西塞罗的作品,同时还阅读了威廉·莎士比亚和约翰·弥尔顿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完成学业后,违背了父亲让他学习法律的意愿,伯克忙于写作,出版了几部作品,并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叫做对我们崇高和美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
1766年,埃德蒙·伯克发现自己的使命是成为辉格党议员,并保留了他在国会的席位下议院差不多30年了。在议会任职期间,伯克一直在写作。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人问他对法国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令许多人惊讶的是,他的回答是对大革命不屑一顾。他把自己的观点写了下来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790年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他对革命的反对,无意中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持续到1799年,将法国从君主制转变为短暂的共和国,最终落入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之下。法国大革命诉诸于抽象的理想,比如自由,平等但法国并没有建立一个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国家,而是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暴力革命。大革命导致了成千上万法国公民的死亡,君主制的崩溃,内部冲突和对抗英国、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外部战争。
法国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更为成功的美国革命及其对英国王权的反抗的启发。法国人受到他们在美国所看到的启发,并试图实施同样的启蒙思想适用于美国的国家建设。
与此同时,人们对国王路易十六的统治普遍不满,普通法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导致抗议、骚乱,最终爆发革命。到1790年,当伯克被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如巴士底狱的沦陷和向君主立宪制的过渡。尽管埃德蒙·伯克没能活着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预示了未来革命的失败,并有助于解释它们发生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理解它将有助于将之后出现的许多政治理论置于更清晰的背景中。
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开始于埃德蒙·伯克给一个法国人的信,那个人问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为了回应这一要求,伯克开始写一封信,但这封信很快就变成了对法国大革命,乃至更广泛的启蒙运动最有力的批评之一。
对伯克来说,法国革命没有道德依据,因为它诞生于反抗君主和国家的不公正愿望。如上所述,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根据伯克的说法,它并没有糟糕到需要一场革命,更不用说移除和取代迄今为止使法国社会与众不同的一切。
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未能接受它所追求的自然权利和自由不仅仅是理性的产物,而是通过法国社会秩序的既定制度继承下来的。反抗这些制度并试图彻底重建社会秩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正是这些制度和文化实践创造了自由和正义的理念。
伯克并不是说法国社会和政府的任何变化都是有害的,但他反对大规模拒绝法国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他相信这场革命将对法国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在18世纪最后十年的革命发展中被证明是正确的。
伯克对领导革命的个人以及他们对政治和制度知识的完全缺乏发起了进一步的攻击。在伯克看来,到那时为止,革命给普通法国公民带来的苦难,比他们在路易十六无能的领导下所承受的还要多。
伯克认为,由于革命的领导人和支持革命的公民都不理解革命的影响,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即糟糕的领导人听从公民的糟糕要求。伯克认为,法国人正在挖一个如此深的坑,最终,公民们只会被最糟糕的领导人所控制。事实证明,法国人确实发现自己处于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和山野党人的领导下,他们对恐怖统治负有责任。
恐怖统治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试图清除法国的政治对手,主要是吉伦特派,尽管罗伯斯庇尔也批准了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决。这些政治迫害随着罗伯斯庇尔的死而结束。对法国来说不幸的是,白色恐怖在恐怖统治之后立即开始,试图根除和杀死恐怖统治的支持者和剩余的雅各宾派。
伯克并不反对革命本身。他高度评价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他对1688年英国革命的主张是,革命的目标是改善英国已经建立的秩序,而不是消灭整个社会结构。
至于美国独立战争,他认为英国背叛了美洲殖民地,他们有权反抗英国王权的暴政。在法国大革命的例子中,没有什么暴政可以反抗,革命者并不想改善已经建立的制度,而是想摧毁整个政治制度——这是埃德蒙·伯克根本无法支持的。
埃德蒙·伯克从未发展出一套清晰的保守主义理论。相反,他对知识、政治制度、变革的思考,以及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论点等等,都倾向于在改革中保持连续性和谨慎。后来的思想家称这些思想为“保守主义”,因为他们主张部分或全部地保留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保守主义随着它的发展,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习俗和价值观不仅仅是自发发明的结果,而是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而发展起来的。对于伯克和更普遍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些制度、习俗和价值观创造了一个历经数百年或数千年发展起来的智慧和知识体系,而简单地拒绝和摧毁一个社会和政治秩序就意味着摧毁它所维护的智慧和知识。
因此,伯克保守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种观点:保留继承下来的治理形式是保证自由、经济和智力进步以及社会总体福祉的最佳方式。虽然有些政治体制偶尔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谨慎进行,绝不能破坏现有制度。
很明显,在法国大革命中,随着法国的制度被夷为平地,唯一留下的就是敌对政治派系的混乱统治,最终以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法国的扩张主义和欧洲战争而告终。伯克,如果他活着看到它,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至少。
伯克之后的许多理论家都赞同这种过去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就是一个例子弗里德里希·尼采,他认为“直接的自我观察还不足以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需要历史,因为过去在我们心中荡漾;事实上,我们自己只不过是我们在这持续流动的每一刻所经历的东西。”
以下引文摘录自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一个没有变革手段的国家,也就没有保守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它甚至有可能丧失宪法中它最热切希望保留的那部分内容。
这句话表明,伯克并不反对变革,相反,他认为一些变革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健康是必要的。
它是所有科学的伙伴关系;一切艺术的伙伴;在每一种美德和所有完美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的在许多代人之内都无法达到,因此它不仅成为活着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成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句话指的是社会契约,伯克认为社会契约是由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对伯克来说,简单地抛弃社会契约,也就抛弃了在整个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洞察力。
那么,法国政府是否真的没有能力或不值得进行改革,以至于绝对有必要立即拆除整个结构,腾出地方来在它的地方建造一座理论的、实验性的大厦呢?
保护社会是很重要的。
这是个坏主意。
他对此表示支持。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坏主意,这些机构拥有过去几代人的知识和智慧。
是的,但他也认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最佳方式是保持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并只能非常渐进地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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